“那我们都很忙。”

“嗯。”他走在她旁边，步子不快不慢，“但晚上可以一起吃饭。”

“好。”她说，“晚上一起吃饭。”

七月十五日到二十日，温予雾每天坐在宿舍书桌前整理录音。她把白塔村那段苗歌反复听了几十遍，老人的声音从扬声器里传出来，沙哑的、绵长的，每听一遍都能捕捉到之前遗漏的细节。她听一句按下暂停，在笔记本上记一句——有些是湘西方言，她不确定拼写，用拼音标出来，在旁边画问号。她给陈教授发了邮件，把不确定的几个词列出来，陈教授回复了几个，说剩下的要打电话问本人。

七月二十一日下午，她打了那个长途电话。渡船船夫转接的，老人等了一会儿才来接。他的声音从话筒里传来，比录音里更沙哑一些。“姑娘，你还记得我。”

“记得。您唱的歌很好听。我有几个词没听懂，想问问您。”

“你问。”

她把那几句念给他听，老人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他说：“山雾起时她走了。灯没灭，等你回来。”

“后面那句——‘等你回来’？”她确认。

“嗯。我唱的是‘山雾起时她走了，灯没灭，等你回来’。”

她握着手机坐在窗台上，窗外的风从纱窗缝隙钻进来，吹着她的头发。她沉默了两秒，说：“那个人回来了吗？”

“没有。”老人说，“但我还是会唱。”

她挂了电话之后在窗台上坐了很久。阳光从窗户照进来，落在她的手背上，暖的。她翻到笔记本里那一页，在“山雾起时她走了，灯没灭”后面加了一句——“等你回来。”然后她把笔记本合上放在膝盖上。她想起在沱江石阶上他说“现在在了”，想起火车上他说“明年夏天或者明年冬天”。她想，等明年冬天或者明年夏天的时候，她要站在那个石阶上，把录音笔对着江水，录的不是“这里的灯是红的”——录的是“我回来了”。

七月二十五日，沈知晚来电话，说去了一趟邮局。她问他寄了什么，他说“寄了明信片”。

“你什么时候买的？”

“在湘西买的。写了七张，昨天寄出去了。”

“寄给谁了？”

“爸妈、导师、林骁、夏栀。”他顿了一下，“还有两张空白的，夹在我的笔记本里。”

“空白的给我留的？”

“嗯。一张留给你的，一张留给我的。”

三天后，温予雾收到了那张明信片。湘西风光的画面，沱江夜景，两岸的灯笼倒映在水面上，和她去年在石阶上看到的一模一样。她翻到背面，上面只有一行字，是他的字，横平竖直的：“这里的灯是红的，你看到了。”没有署名，没有日期。她看着那行字的时候，心跳快了一拍。她没有说“想念”，没有说“喜欢”——他只是说“你看到了”。但你知道他在说什么。

她把明信片小心地夹进笔记本里，和那片梧桐叶放在同一页。叶子已经干透了，边缘微微卷起，颜色从绿变成了浅褐色。她合上笔记本的时候，手指在封面上停了一下。那本笔记本里现在夹着一张明信片、两片梧桐叶、一支挂银杏叶的笔、和那本册子的复印件。它们都不是日记，但它们加起来，比任何一页日记都更完整。

那天晚上，温予雾在日记本上写：

7月28日，晴。白塔村老人的电话打通了。他说“山雾起时她走了，灯没灭，等你回来”。他说那个人没有回来，但他还是会唱。明信片到了。他写“这里的灯是红的，你看到了”。我看到了。湘西待了两周，去了石阶三次，白塔村一次，渡船坐了四趟。每一趟都有他在旁边。回来这几天一直在整理录音，苗歌的歌词全部确认了。翻译完最后一行的时候，我坐在窗台上发了一会儿呆。不是累，是觉得——去年十月我一个人坐在沱江边的时候，不会想到今年七月会有人陪我把同一段路走两遍。明年应该还会去。他说住同一家客栈。我记下了。

她合上日记本的时候，窗外的风从窗缝钻进来，带着夜晚特有的凉意。她关了灯，翻了个身，闭上眼睛。明天她要开始写项目报告了。白塔村的录音、苗歌的翻译、沱江的笔记，都在笔记本里等着她。但她不急。她知道自己会写好，因为她不再是一个人去整理那些声音了。

同一时间，沈知晚坐在出租屋的书桌前。他面前摊着那张空白明信片，笔帽还盖着，没有打开。他已经想了好几天要写什么，但还没有落笔。他把手机拿起来，翻到相册里的一张照片——是临走前一天晚上在沱江边拍的，温予雾站在石阶上举着手机拍夜景，灯笼的光从侧面照过来，她的轮廓被勾成一条暖黄色的线。他没有在构图，他只是拍了她。他把手机放下，打开笔帽，在明信片上写了一句。字很小，在右下角。然后把明信片夹进笔记本里，和那张盖了邮戳的明信片放在一起。一张盖了戳的写着“这里的灯是红的，你看到了”。一张空白的写着——“明年的灯也是红的。我们再看一次。”他合上笔记本，关了台灯。窗外的夜空是墨蓝色的，没有星星。但他知道月亮在云层后面，像他知道她已经睡了，呼吸均匀，和沱江的流速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