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十四日，温予雾和沈知晚坐上了回北京的火车。

她们在湘西待了整整两周。第一周跟着各自的团队跑田野——她采口述史，他收水电站的数据，每天傍晚收工后在沱江边碰头，沿着河从南华门走到云桥，灯笼亮起来的时候再走回来。石阶那个地方他们去了三次——一次是刚到那天晚上，她指给他看“就是这里”；一次是白塔村回来之后的傍晚，两个人什么也没说，在石阶上坐了四十分钟；还有一次是临走前一天晚上，她站在石阶上举起手机拍了一张夜景，转头问他“明年再来的时候，你还能认出这级台阶吗”，他说“能”。白塔村是在第八天去的。渡船在沱江支流上缓缓行驶，老人的歌声从老屋里传出来，她坐在门槛上录了四十分钟，他坐在门口的竹椅上看着远处的山。回程的渡船上，她说“苗歌最后一句好像是在等人”，他没有接话，但她看到他点了点头。

第十四天早上，她在客栈收拾行李。叠衣服的时候发现那本册子的边角又卷了一些，纸张被反复翻过之后变得柔软，像一本已经被读旧了的书。他站在窗边看了一会儿江面，说“下次来的时候，住同一家客栈”。她没有说“好”，但把客栈的名片从床头柜上拿起来，放进了笔记本的夹层里。

火车从怀化开往北京。她靠窗坐着，他坐在旁边。车窗外的风景从山变成丘陵，从丘陵变成平原。她侧过头看着窗外，玻璃上映出两个人的轮廓——她靠着他的肩膀，他的头微微偏向她那边，像是已经形成了某种不用商量的默契。

“累吗？”他问。

“有一点。”

“那你睡。”

“刚上车。”

“那也可以睡。”

她没有反驳。她把耳塞从口袋里拿出来——粉色的，软胶的，她在他那里落下的那对——塞进耳朵里，然后侧过头靠在他的肩膀上。耳塞把铁轨的哐当声隔成了一层模糊的底噪，她闭上眼睛的时候，感觉到他的呼吸从头顶上方落下来，均匀的，温热的。她睡着了。

醒过来的时候火车已经开出了山区。窗外的风景从山变成了丘陵，从丘陵变成了平原。她的脖子有一点酸，她坐直起来，发现肩膀上盖着一件薄外套——是他的。他坐在旁边，手里拿着那本深蓝色笔记本，正在写什么。看到她醒了，他把笔记本合上了。

“几点了？”她问。

“下午两点。你睡了快三个小时。”

“你一直没睡？”

“睡了一会儿。你靠过来的时候醒了。”

她把外套还给他，面料上还带着他的体温。她接过来的时候手指碰到他的手背，他的手背是温的，窗外阳光照进来，落在两个人之间的座椅扶手上。

“你刚才在写什么？”她问。

“没什么。记了一点东西。”

“记了什么？”

“回去告诉你。”

傍晚的时候，火车到了北京西站。她拖着箱子走在他旁边，出站通道的风从前方灌过来，吹起她的头发。她深深吸了一口气——北京的空气是干的，不像湘西那样潮湿，但“回来了”的感觉比她预想的更踏实。

“明天有什么安排？”他问。

“整理录音。”

“然后？”

“白塔村那段苗歌，有几处歌词没听清。我想试着翻译。”

“那你翻。”

“你呢？”

“交报告。水电站的数据整理完初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