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仅五岁的白胖胖，被父亲用力托举到一棵歪脖子老槐树粗壮的枝杈上，浑浊的浪头裹挟着断木与瓦砾，一次次撞向树干，他抱住湿滑的树皮，看着父亲在齐胸深的水中不断努力地探出仰头来，冲他喊着什么，远处刚刚还在沉浮的母亲，此刻再也看不到身影。

他忘了哭，忘了喊，只死死地抓住树干，指甲陷进树皮皲裂的缝隙里，血丝渗进木纹，像一条条暗红的蚯蚓。不知道过了多久，雨势渐渐小了些，浪头也终于疲软下来，他的手臂酸胀得失去知觉，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在下滑，他想重新向上攀，却连指尖都动不了。

屁股和大腿已经浸泡在冰凉刺骨的江水中，麻木感如墨汁般向上洇开，白胖胖觉得自己好像已经僵硬成一块石头，下一秒就会咚地一声沉进水底，再也浮不起来。

这个噩梦不知道缠绕了他多少年——每每在孤儿院的窄小床铺上惊醒，冷汗浸透单薄衣衫，窗外铁栅栏的影子如蛛网般爬满墙面。他总会默默地缩进被子里，用指甲一遍遍抠着被面粗粝的经纬，直到指尖泛出血痕，仿佛只有这样，才能确认自己还活着。

不过好在，每每他将甲缝里干涸的血迹，举到那个女孩面前时，她总会轻轻握住他的手，用沾着水的手帕帮他一点点擦净，再悄悄塞给他一颗糖纸闪亮的水果糖。水果糖在孤儿院可是非常稀罕的宝贝，甜味在舌尖化开时，仿佛整颗心都沁在一泡甜蜜里。

女孩叫杨曼曼，比他大五岁，是个弃婴，几乎从一出生就在孤儿院里长大，不像他们这些半路住进来的，她连什么是“家”都未曾真正体会过。可她永远噙着一抹温柔的笑，像初春解冻的溪水，清澈而坚韧，也总会仗着自己是院里的“元老”，软磨硬泡地从管教阿姨那儿讨来几颗糖果，再分给那些新来的孩子。

白胖胖喜欢她，喜欢她擦拭自己指尖的手掌的温度，喜欢她哼歌时睫毛颤动的弧度，到后来他也分不清自己故意抓伤的手指，到底是为了缓解那蚀骨的惶恐，还是为了多留她指尖片刻的暖意。

从五岁到十三岁，白胖胖变成了白文斌，而那个总是哼着歌的女孩，给他糖吃的小姑娘也长成了眉目清亮的少女。

杨曼曼十八岁上大学的那天，拉着他的手，不放心地嘱咐：“文斌，不要跟那几个坏孩子打架，你好好读书，等姐姐上班就可以供你上大学。再做噩梦，就看我给你那本《飞鸟集》，可以给你力量。”

不知道多少个不眠的夜晚，他打着手电筒在被子里一遍遍翻阅那本诗集：“世界以痛吻我，我却报之以歌。”泛黄纸页上，那行字被他用铅笔反复描摹，墨迹深得几乎要戳破纸背。多少次去车站送别的时刻，他都在恨自己为什么还不长大，为什么时间会过得这样慢。

他们之间的通信，被他一封封珍藏在饼干盒子里，信纸边角已磨得毛茸茸。他在信里改口叫她曼曼，不再加“姐姐”二字；她回信时也悄然落款“曼曼”。

他知道她毕了业去了深城一家公司，没多久又被调去了在港城的集团总部，她在信说，文斌，我在总部的工资涨了很多，寄给你的生活费不要节省，你是大孩子了，要学着社交。她说，港城真的很美，我喜欢这里的繁华，喜欢这里的霓虹，我在港城等着你。

他努力读书，年年都拿奖学金，他用蹩脚的口音反复练习英语，只为了将来可以跟她一起在港城的街头并肩而行。

可通信却在他大二那年戛然而止，他寄去的信件也如石沉大海般杳无音讯。

大学毕业后，他费尽千辛万苦终于拿到港城一家企业的offer，也终于见到了朝思暮想的她，她的身边已经牵着一个三岁的男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