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月的一个早晨，顾渊宣布了一件事。“我要去挪威。”他坐在餐桌前，手里端着一杯咖啡，表情很平静。

老周的勺子停在半空中。“去挪威？”“嗯。”“去看林天佑？”“嗯。”

老周低下头，继续喝粥。他没有再问，因为他知道，顾渊做决定的时候，不需要任何人同意。他只需要告诉别人，他要去哪里，什么时候走，什么时候回来。至于为什么去，他不说，就不要问。

柳橙放下筷子，看着顾渊。“顾叔叔，你一个人去？”“一个人。”“什么时候走？”“明天。”“什么时候回来？”“不知道。”

顾晨宴一直没有说话。他低着头，看着自己碗里的粥，看着那些白色的米粒在米汤中浮浮沉沉。他的表情很平静，但他的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着——那是他在思考时的习惯。

“爸。”他终于开口了。“嗯。”“你去吧。不用急着回来。”

顾渊看着自己的儿子，看了很久。“好。”

第二天一早，顾渊拎着一个很小的行李箱，走出了老宅的大门。行李箱不大，只装了几件换洗的衣服、一本书、一包老周给的药。他站在门口，回头看了一眼这栋他住了大半辈子的房子。阳光照在白色的外墙上，把整栋楼照得发亮。花园里的月季开得正好，红的粉的黄的白的，挤在一起，像一群穿着不同颜色裙子的女孩在参加一场舞会。老榕树的叶子在风中沙沙作响，像是在说“早去早回”。

他没有说“再见”，只是点了点头，转身走了。步子很慢，背微微驼着，但走得很稳。老周站在门口，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花园的石板路尽头，觉得他像一个正在远行的老人，不知道还能不能回来。

顾渊到挪威的时候，下了雪。不是北海道那种鹅毛大雪，是细细的、密密的、像盐粒一样的小雪，被风吹着，斜斜地打在脸上，凉丝丝的。他站在机场门口，看着那一片白茫茫的世界，深吸了一口气。空气冷得刺鼻，像冰碴子灌进肺里，他咳了两声，把外套的拉链拉到最上面，上了一辆出租车。

疗养院在奥勒松郊外的小岛上，和上次来的时候一样。白色的外墙，黑色的屋顶，大面积的玻璃窗。门口的花园里种着一些不知名的花，在雪地里开着，小小的，粉色的，像一颗颗撒在白色画布上的彩色糖粒。桥头的岗亭里坐着一个人，不是上次那个，是一个更年轻的、看起来二十多岁的年轻人。他看了顾渊的证件，拿起对讲机说了几句话，然后抬起了栏杆。

林天佑在三楼，走廊尽头的那间房间。门关着，顾渊站在门口，没有敲门。他站在那里，听着里面的声音。很安静，只有钟表的滴答声，一下一下，很慢，很稳。他听了很久，然后抬起手，敲了敲门。

“进来。”声音很沙哑，和他记忆中的不一样。记忆中的林天佑声音是低沉的、有力的、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威严。这个声音是苍老的、疲惫的、像是被什么东西从内部掏空了，只剩下一个空壳。

顾渊推门进去。林天佑坐在窗边的椅子上，穿着一件深蓝色的毛衣，腿上盖着一条灰色的毯子，手里拿着一本书，但没有看。他看着窗外，看着那片白茫茫的雪地，看着远处灰白色的海面，看着那些在海面上盘旋的海鸥。他的头发全白了，比上次见面的时候更白更稀了，有些地方能看到头皮。他的脸也更瘦了，颧骨高高地突出，眼窝深深地凹陷，皮肤薄得透明，能看到下面青色的血管。

顾渊走过去，在他对面的椅子上坐下。林天佑转过头，看着他。两个人对视了几秒，谁都没有说话。

“你来了。”林天佑先开口了。“来了。”“坐了很久的飞机？”“嗯。”“累了吧？”“不累。”

林天佑点了点头，转过头，继续看着窗外。海鸥还在盘旋，一圈一圈的，像是在寻找什么。也许在找食物，也许在找回家的路，也许只是在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