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的第一周，港城进入了一年中最热的时节。阳光不再是春天的温暖，而是夏天的毒辣。花园里的月季被晒得有些蔫了，老周每天早晚各浇一次水，才勉强让它们保持着开花的力气。栀子花倒是开得好，白色的花瓣在烈日下依然水灵灵的，香气比春天更浓烈，整座花园都沉浸在那股甜而不腻的香味里。

苏烬的身体在夏天里似乎也跟着活了过来。他的体重增加到了五十五公斤，虽然还是瘦，但至少不是“皮包骨”了。他的脸色从苍白变成了微黄，从微黄变成了有些血色。他甚至能自己推着轮椅在花园里转两圈了——不是老周在后面推，是他自己用双手转动轮子，一圈一圈地，慢慢地，像是推着整个世界。

柳橙看着苏烬自己推轮椅的样子，想起在挪威疗养院第一次见到他的那个下午。那时候他连抬手都困难，喝水要人喂，说话要喘好几口气。现在他能自己推轮椅了，能自己端杯子了，能自己翻书了。他像一棵被压弯了太久的树，终于开始慢慢地、一点一点地直起腰来。

七月的第二个周末，柳橙收到了一封信。不是电子邮件，不是手机短信，是手写的信，装在白色的信封里，贴着一张加拿大的邮票。信封上的字迹她很熟悉——苏也的，笔画舒展，带着一种刻意放慢速度的耐心。

柳橙坐在花园的榕树下拆信。老周在旁边浇花，水壶里的水在阳光下闪着碎银一样的光。苏烬在屋里午睡，顾晨宴去公司了，顾渊在书房里看书。整个下午安静得像一幅画，只有蝉在树上不知疲倦地叫着，一声接一声，把夏天叫得又长又慢。

信的抬头写着“橙橙”，没有姓，没有称呼，就是两个字——“橙橙”。苏也从来不叫她“柳橙”，也不叫她“白橙”，更不会叫什么“橙子小姐”。他就是叫她“橙橙”，像一个真正的叔叔叫自己的侄女。

“橙橙：

我坐在湖边写这封信。湖是蓝色的，山是绿色的，天是白色的——不是阴天，是那种很淡很淡的蓝，淡到像白。苏婉在屋里画画，她最近在画一只猫，邻居家养的，橘色的，很胖，经常来我们院子里晒太阳。她画了很多遍，都不满意，说猫的眼睛画不像。我跟她说，猫的眼睛就是画不像的，因为猫的眼神总是在变，你觉得它在看你的时候，它在看别的东西；你觉得它在看别的东西的时候，它在看你。她瞪了我一眼，说‘你懂什么’。她瞪我的样子，和年轻的时候一模一样。

我写这封信，不是为了说什么重要的事。只是想告诉你，我和苏婉在这里过得很好。好到有时候我会忘记从前的事——忘记暗月，忘记那些年，忘记那些我以为我做过但幸好没有做过的事。但有时候又会突然想起来，吃饭的时候，散步的时候，睡觉的时候。想起来的时候，心里会疼一下，然后就不疼了。因为苏婉在旁边，她会问我怎么了，我说没什么，她就说‘没什么就好’。她知道我在说谎，但她没有拆穿我。她从来不拆穿我的谎话，因为她知道，我说谎不是骗她，是骗自己。

你爸好吗？他的身体好些了吗？上次你说他胖了三公斤，我很高兴。三公斤不多，但对一个人来说，三公斤是很重的东西，是一个人能拿出来的最大的诚意。他愿意胖，说明他愿意活。愿意活，就会活下去。

顾晨宴对你好吗？这个问题我不应该问，因为我知道答案。他看你的眼神，和我在暗月的时候见过的不一样。暗月里也有很多人看自己的妻子，但那种眼神是占有，是习惯，是‘你是我的’。他看你的眼神不是占有，是‘你是你的，但我在你身边’。这两种眼神，区别很大。前者让人想逃，后者让人想留。

我写了这么多废话，该收了。苏婉的画还没画完，我要去给她当模特了——她说猫的眼睛画不像，让我坐那里，她画我的眼睛。我不知道我的眼睛和猫的眼睛有什么共同点，但她说了，我就坐。

保重。苏也。”

柳橙把信读了两遍，然后折好，放回信封，贴在胸口。她想起苏也在深港的VIP包厢里说“敬你，白若笙的女儿”时的样子。那时候他穿着深灰色的西装，手里端着酒杯，嘴角带着淡淡的笑。那个笑容是冷的，是算的，是把自己武装到牙齿的。现在他会写信了，会说废话了，会说“她瞪我的样子和年轻的时候一模一样”了。他变了，变得柔软了，变得像一个人了。

她拿起手机，给苏也发了一条消息。“信收到了。我爸好多了，胖了三公斤。顾晨宴对我很好，他看我的眼神不是占有的那种，是你说的‘你是你的，但我在你身边’的那种。苏婉的画一定很好看，因为她的眼睛本来就很好看。下次寄一张过来，我要看。”

苏也的回复来得很快。“好。”

一个字。但那个字里有笑。柳橙感觉到了。

她把信收好，站起来，走到花坛边。老周正在浇最后一排花，水壶里的水快见底了，他倾斜着壶身，让水流细一些，慢慢地浇在月季的根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