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北京那天，下了入冬以来第一场雪。

叶浣拖着行李箱从火车站出来，雪花落在头发上、肩膀上，很快就化了。

她站在路边等出租车，冷风从袖口灌进去，冻得她缩了缩脖子。手机在口袋里震了一下，她掏出来看，姜愉发了一条消息：“到了吗？”

“到了。”她回复。

“北京下雪了。”

“嗯。”

“你穿那件外套了吗？”

叶浣低头看了看自己身上那件深灰色外套——袖口起球了，领口的扣子她缝过，线头露在外面，但还在。“穿了。”她说。

姜愉没有再回。叶浣把手机揣进口袋，拉开车门，坐进去。出租车碾过薄薄的积雪，发出细碎的声响。她靠在座椅上，看着窗外灰蒙蒙的天，想，北京和上海不一样。上海的雪落在地上就化了，北京的雪能积起来，白白的，踩上去咯吱响。她忽然想告诉姜愉这个发现，但拿出手机又不知道从哪里说起。最后什么都没发。

回到出租屋，叶浣把行李箱放倒，东西一件一件拿出来。衣服挂进衣柜，书码上书架，洗漱用品摆进洗手间。最后她把那两盆小雏菊从箱子里取出来，放在窗台上。左边那盆多一朵，右边那盆少一朵。她在横店的时候每天都浇花，拜托林曼帮她浇了两天，走的时候花还开着。她蹲在窗台前，用手指摸了摸花瓣，凉的，滑的，白色的小花瓣在午后的光里很安静。

手机震了一下。陈姐发来消息，说下周有个新戏，女二号，古装，还是在横店。叶浣回复“好”。她把手机放在桌上，站起来，去厨房煮面。水开了，面条放进去，软了，捞出来，拌了点酱油。她端着碗坐在餐桌前，吃了一口。面煮过了头，软塌塌的，筷子一夹就断。她想起在横店的时候，姜愉早上放在门口的粥，稠稠的，米粒煮开了花，甜丝丝的。她低下头，把面吃完了。

第二天，叶浣收到一个快递。盒子不大，她拆开，里面是一个保温杯，银色的，和姜愉以前那个一样。旁边有一张纸条，写着姜愉的字：“你那杯该换了。”

叶浣拿起保温杯，拧开盖子，闻了闻，没有味道，是新的。她拿起手机，给姜愉发了一条消息：“收到了。”

“用了吗？”

“还没有。”

“用。”

叶浣没有回。她去厨房接了热水，拧上盖子，捧在手心里。杯壁很快热起来，透过掌心传到皮肤上。她站在窗前，看着外面的雪，把保温杯贴在脸颊上，烫了一下，但没有躲。

那盆小雏菊，叶浣每天浇水。左边那盆多一朵，右边那盆少一朵，她分得很清，从来没有弄混过。只是有时候她会想，姜愉的那盆，她不在的时候谁浇。她没有问。问了就好像在说“我想你了”，她不想说。不是不想，是不敢。

日子一天一天过。叶浣在北京等新戏开机，每天看剧本、背台词、去健身房。陈姐给她安排了表演课，每周三次，老师是话剧院的退休演员，说话慢悠悠的，但每句话都在点上。叶浣每次上完课都会在笔记本上记很多东西，密密麻麻的，字迹比以前整齐了。她翻到前面几页，看到大一时候写的笔记——走位图、台词标注、姜愉说过的每一条建议。那些字歪歪扭扭的，涂改了很多处，她看了几秒，合上了。

新戏开机前一周，叶浣又去了横店。这次坐高铁，四个多小时。她坐在靠窗的位置，看着窗外的风景从城市变成田野，从田野变成山。手机震了，姜愉发来一条消息：“你几号到？”叶浣回复：“下周一。”姜愉回了一个“好”字。

到横店那天，天晴了。叶浣拖着行李箱走出车站，阳光照在脸上，暖洋洋的。她正准备打车，看到路边停着一辆白色的车。车窗摇下来，姜愉坐在驾驶座上，戴着墨镜，头发散着。

“上车。”姜愉说。

叶浣站在那里，没有动。“你怎么知道我今天到？”

“你说了。”

“我说的是日期，没说是这班车。”

姜愉摘下墨镜，看着她。“我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