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复活节。不同于往年，今年的复活节罕见地下了一场大雪。雪花从铅灰色的天空中簌簌落下，又大又密，像无数白色的飞蛾扑向大地，落在教堂的屋顶上、落在墓园的十字架上、落在光秃秃的树枝上、落在信徒们冻得通红的肩膀上。

雪已经下了整整一夜，清晨起来时，整个小镇都被裹在一层厚厚的白色里，屋檐上挂着冰棱，石板路上铺满积雪，连风都带着一股刺骨的寒意。往年这个时候，春天早该来了，草地应该冒出了嫩芽，教堂门口那棵老橡树应该抽出了新叶。可今年的复活节，春天像是被什么东西绊住了脚，迟迟不肯露面，取而代之的是这场突如其来的、不合时宜的大雪。

宋稷穿着黑色长袍，站在教堂的祭台前，准备一会儿将要开始的弥撒。长袍是克拉苏先生平时穿的那件——对他来说有些大了，衣摆拖在石板地面上，袖口长出一截，他不得不将袖子卷了两道才能露出手指。但黑色的长袍衬着他的肤色，让他看起来比实际年龄更加沉稳、更加肃穆。他今年还不到二十岁。

两个小男孩正忙着准备圣餐。其中一人拥有一头金色的头发以及蓝色的眼睛，看起来十一二岁——他的脸颊上还带着没褪去的婴儿肥，冻得红扑扑的，像两个小苹果。他搬着装面包的木托盘，步伐小心翼翼的，生怕托盘上的面包掉下来。他的眼睛很亮，是那种高山融雪后湖泊般的蓝色，纯澈而天真。而另外一个总是露出和他年龄不符的和蔼可亲笑容的男孩，则是一头浅灰色的头发——他的头发颜色很淡，淡到在阳光底下几乎是银白色的，柔软地垂在额前和耳际。他的年纪看起来和金发男孩差不多，也许稍大一些，但他的笑容却不像一个十四岁的孩子——那种笑容太周全、太恰到好处，像是经过反复练习，每一次弯起的弧度都一模一样，嘴角的弧度、眼角的弧度、甚至眉毛微微上扬的角度，都像是用尺子量过的。

这个教堂已经很旧很破了，墙壁上的灰泥剥落大片，露出里面黄褐色的砖石，像是老人脸上斑驳的老年斑。屋顶的木梁被虫蛀出密密麻麻的小洞，下雨天会漏水，修了又漏，漏了又修，到最后克拉苏先生干脆在漏水的位置放了一个铜盆接着，雨滴落在铜盆里的声音倒也清脆好听，像某种粗粝的乐器。彩色的玻璃窗有一块碎了，用木板从里面钉上，阳光照不进来，只留下一个暗沉的、补丁一样的轮廓。长条木椅的边角磨得光滑发亮，椅背上刻着不知道几代信徒留下的划痕和名字缩写，密密麻麻的，像另一种文字。

一些有钱人来参加完弥撒之后，总是想捐点钱给克拉苏先生。他们穿着华贵的呢绒大衣，戴着皮毛的帽子，脚上踩着擦得锃亮的羊皮靴子，走出教堂时，会从口袋里掏出沉甸甸的钱袋，郑重其事地塞到克拉苏先生的手里——“神父，这点心意您收下，把教堂修修吧！”但克拉苏先生总是明确地拒绝。他会把钱袋推回去，微微欠身，用那种温和却不容商量的语气说：“主给人间带来光明和智慧，他不会在乎对方是穿着羊皮靴子还是草鞋！”

克拉苏先生是一个矮胖的小胡子男人。他的头顶没剩下几根头发——稀稀疏疏的几缕灰白色的发丝固执地横在光秃秃的头顶上，像雪地里枯萎的草。他的肚子圆滚滚的，把长袍的前襟撑得鼓鼓囊囊，走起路来一颤一颤的。他的胡子修剪得很整齐，深棕色的，嘴角两边各有一撮微微上翘的弧度，让他看起来永远像在微笑。

但克拉苏总是善良的，慈祥的，智慧的。他的善良是一种安静的、不动声色的、像呼吸一样自然的善良。他会在冬天把自己唯一的厚毯子送给教堂门口的流浪汉，然后自己裹着薄被子冻得直哆嗦，第二天照常早起做弥撒，脸上看不出任何异样。他会在听说哪家孩子生病了之后，悄悄把买药的钱放在那家人的门口，从不留名，也从不提起。

自从十年前宋稷被克拉苏带到这座小教堂之后，克拉苏就一直悉心教导他。他对待他如同对待自己的孩子——教他识字，教他拉丁文，教他神学，教他做弥撒的每一个步骤，教他如何倾听迷途者的忏悔，教他如何在黑暗中为他人点亮一盏灯。他会在宋稷生病的时候整夜整夜地守在床边，用湿毛巾一遍遍地擦他的额头；他会在宋稷背不下来经文的时候耐心地一遍遍领读，从不发火，从不催促；他会在弥撒结束之后牵着宋稷的手走在小镇的石板路上，指着天边的晚霞说：“你看，那是主给我们的礼物！”

尽管克拉苏先生没有自己的孩子——因为他作为神职人员，不可以与其他女子结合。以后的宋稷也是，他不会有自己的孩子，他只能将有天赋的孩子视为己出。这是他选择的道路，也是他的宿命。克拉苏先生是一个非常厉害的神父，他总是能帮助困难的、迷茫的人摆脱困扰——不是那种高高在上的、布道式的帮助，而是坐在你身边，听你说完所有的话，然后轻轻地说一句恰到好处的话，让你觉得心里那团拧了半辈子的结，突然就松了。

人们说，克拉苏神父的眼睛里有光——那种光不是来自教堂的烛火，而是来自信仰本身。再加上他本身是一个和蔼可亲的老头，所以每次来参加弥撒的人都很多，多到这个破旧的小教堂都装不下那么多人。长条木椅坐满了，过道站满了，门口挤满了，还有人站在教堂外面的台阶上，踮着脚尖往里张望。克拉苏神父只好将每次弥撒的地点换到户外——在教堂前面的空地上，摆一张旧木桌当祭台，竖一个木头的十字架，信徒们站在雪地里、草地上、泥地上，听克拉苏神父讲经。

这些来参加弥撒的人，除了小镇上的居民，也有许多慕名而来的外地人。他们从邻近的城镇赶过来，有的骑马，有的坐马车，有的甚至徒步走一整天的路，只为听克拉苏神父的一场弥撒。

但最近克拉苏先生生病了，他躺在床上，眉眼紧闭，嘴上打着哆嗦，额头上发着高烧，整张脸都是红的——那种不正常的红，像是被火烤过一样，从脸颊蔓延到耳根，再蔓延到脖颈。他的呼吸急促而沉重，每一次吸气都伴随着一声轻微的、痛苦的呻吟。被子裹了一层又一层，他还是觉得冷，身体在床铺上缩成一团，像一只受了伤的、在寒风中瑟瑟发抖的老猫。医生过来看了看，翻了翻眼皮，说是感染了风寒，开了一些药就离开了，临走时叮嘱多喝热水，多休息，不要吹风，过几天就会好。

可宋稷看着克拉苏先生那张烧得通红的脸，心里总觉得不踏实。克拉苏前几天去了一趟艾米丽夫人家。艾米丽夫人是一个行将就木的老太太——她的皮肤像一层薄薄的纸贴在骨头上，手背上青筋暴起，说话的声音小得像蚊子哼哼。但她每天都会来参加克拉苏神父举行的弥撒，雷打不动，风雨无阻，哪怕走起路来颤颤巍巍的，也要一步一步地挪到教堂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