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个穿碎花裙的阿姨接话：“一家子热心肠。家玥也是好孩子，见人就叫爷爷奶奶叔叔阿姨，嘴甜得很。谁想得到会出这种事……”她说着，摇摇头，眼眶有些发红。

“他们家人真的很好。”一个坐在轮椅上的老大爷慢悠悠地说，膝盖上盖着条薄毯，“沈峻跟他老婆感情那真是没话说。我在这住了二十年，从没听过他们两口子吵架。下班回来手牵手，买菜也是一块去。现在年轻人，有几个这样的？”

蔡星澜边听边点头，在记事本上随手写着。等老太太们说得差不多了，她才开口问：“那最近有没有发现他们家有什么异常？或者沈家玥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

几个老太太互相看看，都摇头。

“没注意。”碎花裙阿姨说，“小孩子嘛，天天上学放学，见了面还是笑着打招呼的。”

大家沉默了一会儿，一个一直没开口的胖阿姨忽然说：“哎，说起来，我前阵子带我闺女去附属第一医院看病，好像在门诊楼看见家玥了。就她一个人，坐在走廊椅子上，我还想上去打个招呼呢，结果一转眼人就不见了。”

“医院？”邓婉仪立刻抓住关键信息，“您记得是哪天吗？”

胖阿姨想了想：“大概半个月前吧？具体日子记不清了，反正是星期四，我闺女学校下午放假，我带她去看鼻炎。”

“您看见她的时候，她在哪个科室那边？”

“好像是五楼？”胖阿姨努力回忆，“我在三楼拿药，抬头看见她坐电梯上去的。五楼是……精神科吧？我好像看见那个牌子了。”

蔡星澜和邓婉仪对视一眼。半个月前，正是沈家玥开始频繁登录那个网站的时候。

从小区出来，邓婉仪直接给齐雨欣打了电话：“雨欣，帮我调一下沈家玥的就医记录，重点查附属第一医院，大概半个月前。”

不到半小时，齐雨欣的电话就回了过来：“星澜姐，查到了。沈家玥一个月前和两周前，挂过两次附属第一医院精神科的号，医生叫卢温汀。”

附属第一医院精神科在门诊楼五层，走廊里飘着淡淡的消毒水味，候诊区的椅子上坐着几个神情各异的人。蔡星澜和邓婉仪找到卢温汀的诊室时，她刚送走一个病人，正在桌前写病历。

卢温汀三十来岁，白大褂整洁，说话温和而慢条斯理。邓婉仪拿出沈家玥的照片递过去：“卢医生，这个女孩，您有印象吗？”

卢温汀接过照片，仔细看了看，点点头：“有印象。她来过两次，最后一次是两周前。”她放下照片，叹了口气，“这个女孩子，表面看着挺文静的，说话也有礼貌，但精神状态其实已经很不好了。她来的时候，我建议她跟父母一起来，因为青少年心理问题往往和家庭环境有关，需要家长配合。但她两次都是自己来的。”

“她自己来的？”蔡星澜问。

“对。”卢温汀推了推眼镜，“她说爸妈工作忙，不想让他们担心。我给她做了评估，焦虑和抑郁的指标都很高，尤其是那种隐藏的压抑感—表面上看起来正常，但内心深处已经有比较严重的自我否定倾向。我问她有没有伤害过自己，她沉默了很久，最后卷起袖子给我看。”

蔡星澜的背微微坐直了：“她给您看了什么？”

“手臂内侧有几道浅浅的划痕，已经结痂了，不是最近弄的。”卢温汀的声音很轻，“她说有时候睡不着，就会用指甲掐自己，说这样能舒服一点。我问她有没有用别的方式，她摇头，但那个摇头的幅度很小，眼神也闪躲，我觉得她没说实话。”

“那您当时怎么处理的？”

“我建议她休学一段时间，接受系统治疗。”卢温汀说，“但她当时没表态，只说回去考虑考虑。我本来想给她父母打电话，但她留的号码一直打不通。她说那是她妈妈的号码，可能妈妈上班忙不接陌生电话。我让她把爸爸的号码也留一个，她说爸爸下班晚，怕打扰他休息。”

邓婉仪在旁边问：“您觉得她的问题，主要来自哪里？学校还是家庭？”

卢温汀沉默了一会儿：“她没有具体说，但我问她家里情况的时候，她反应有点大。我问她和父母关系怎么样，她说‘挺好的，他们对我很好’。说得很快，像背书一样。然后就把话题岔开了。”她顿了顿，看向窗外，“我做这行快十年了，见过很多这样的孩子。说父母‘很好’说得太顺的，往往都不是真的很好。”

从医院出来，玻璃的反光刺痛着眼睛。蔡星澜立在台阶上，脑海里反复回响着卢医生的话—“说父母‘很好’说得太顺的，往往都不是真的很好。”

沈家玥在所有人眼里都是“乖孩子”“好学生”“开朗”，连最好的朋友李燕玲都说她没什么异常。可事实上，她独自去了精神科，她在手臂上掐自己，她默默参与了死亡游戏，她身上有淤青和针孔。

而她的父母呢？黄淑珍那个欲言又止的停顿，到底藏着什么？

她想起宿舍里那张过于整洁的床铺，想起那个被撕掉了几页的便签本，想起金雯宁说的那句话—“她死的前几天，除了李燕玲，没人跟她玩。”又想起监控里那个背影，低着头，肩膀垮着，像背着什么看不见的重量，一步一步走进那间空荡荡的教室。

一个十四岁的女孩，在学校被孤立，在家里把“很好”说得像背书，一个人去医院看精神科。

或许她的内心早已是伤痕累累，只是没有人看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