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骗人。你脸上都没肉了。”

“妈，我二十六了，脸上的肉本来就该少了。”

母亲没有接话，把脸埋进他的肩膀里，不动了。翟尤感觉到肩膀上一片湿润，不是眼泪，是头发上的水，但也不全是水。有些东西从母亲的身体里渗出来，透过衣服，渗进他的皮肤里，顺着血管，流到他的心脏里。那种东西叫“心疼”。不是“我心疼你”，是“我心疼你但不让你知道”。母亲把那种东西藏得很好，藏了二十六年，藏到头发里的水都干了，藏到她以为他感觉不到了。但他感觉到了。从十八岁离开家的那一天，他就感觉到了。

那天晚上，翟尤睡在了自己以前的房间里。床单是新换的，被子是刚晒过的，闻起来有阳光的味道。枕头旁边放着一杯水，杯壁上贴着一张便签纸，上面写着——“半夜渴了喝，别喝凉的。”是母亲的字，歪歪扭扭的，但每一个字都写得很用力，像是怕写轻了会看不清。

翟尤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天花板上有一块水渍，形状像一只摊开的猫。他愣了一下，然后笑了。诊所的天花板上也有一只猫，形状跟这只一模一样。不是水渍会复制自己，是他的眼睛学会了从模糊的形状里看出猫的影子。不管在哪里，不管在什么环境下，不管头顶的天花板是什么样的，他都能看到一只猫趴在那里，看着他，守护着他，提醒他——你是一个兽医，你是一个能听懂动物说话的人，你有三只猫在等你回去。

他闭上眼睛，在黑暗中打开了接收信号的开关。不是为了听什么，而是为了确认那些声音还在。小黑的心跳，安安的呼噜，小雪在笼子里翻身的细微声响，这些声音隔着几百公里的距离，穿过城市、田野、山丘，穿过电线、信号塔、空气中的所有杂质，传到了他的耳朵里。不是用接收信号的开关听到的，是用另一种东西。那种东西没有名字，不需要开关，不会被距离削弱。那种东西叫“牵挂”。你牵挂它们，它们牵挂你，这根线不管多远都不会断。

第二天早上，翟尤被厨房的声音吵醒了。锅铲碰撞铁锅的声音，油在锅里滋滋响的声音，水龙头哗哗流水的声音，所有的声音交织在一起，形成一种只有家才有的交响乐。他起床，走到厨房门口，看到母亲站在灶台前面，围裙上沾着面粉，手里拿着锅铲，正在煎鸡蛋。鸡蛋在油锅里冒着泡，边缘焦黄，蛋白雪白，蛋黄圆圆的，像一个刚升起来的太阳。

“起来了？洗手吃饭。”母亲头也没回地说。

翟尤洗了手，坐在餐桌前。桌上已经摆好了早餐——白粥、煎蛋、馒头、咸菜、豆腐乳、花生米。六样东西，两个人吃，明显吃不完。但母亲每次都这样，不管他来不来，不管几个人吃，她都会做很多。因为她怕不够。不是怕不够吃，是怕不够表达她的心意。她对你的心意太多了，装不进一碗粥、一个煎蛋、一个馒头里，所以她要做很多很多，多到你觉得吃不完会浪费，多到你不得不吃很多，多到你离开家之后，想起那顿饭的时候，胃会不自觉地收缩，口水会不自觉地分泌，眼泪会不自觉地想要流出来。

翟尤吃了很多。两碗粥，两个煎蛋，一个馒头，半碟咸菜，三块豆腐乳，一小把花生米。母亲看他吃，脸上的表情跟昨晚一样——满足的、安心的、像是在说“这就对了”的笑。

吃完饭，翟尤从背包里拿出那本手写的食谱，放在桌上。

“妈，这个给你。”

母亲拿起来，翻开第一页，看到翟尤的字，愣了一下。她戴上老花镜，一页一页地翻，一页一页地看。看到红烧排骨那一页的时候，她的手指在“盐放一勺”那行字上停了一下。

“一勺是多大的勺？”她问。

翟尤想了想，说：“就是你平时用的那个瓷勺。”

“我平时用的那个瓷勺不见了，换了一个不锈钢的，大小不一样。”

“那就放一勺半，咸了加水，淡了加盐，你做了这么多年菜，还用我教？”

母亲把食谱合上，抱在怀里，看着翟尤，那种目光不是注视，不是凝视，而是一种更深的、更浓的、像是要把他的样子刻进眼睛里、刻进脑子里、刻进心里、刻进骨头里的东西。那种东西叫“舍不得”。你还没走，她已经开始舍不得了。

翟尤在家待了两天。两天里，他陪母亲去了菜市场，去了超市，去了公园。他给母亲煮了面，虽然煮得有点烂。他帮母亲修了水龙头，虽然修了半天才修好，手上还被划了一道口子。他陪母亲看了一集电视剧，虽然那集电视剧讲的是什么他完全没看进去，因为他的注意力一直在母亲身上——她笑的时候眼角有几条皱纹，她喝水的时候手在微微发抖，她靠在沙发上的时候腰下面垫了一个靠垫，因为她的腰不好。这些细节，他在电话里永远看不到。只有回来了，坐在她旁边，看着她，才能看到。

周日下午，翟尤要走了。他站在门口，背包背在肩上，母亲站在门里面，一只手扶着门框，另一只手在围裙上反复地擦，擦了很多遍，围裙上那块地方都快被她擦破了。

“妈，我走了。”

“嗯。”

“你一个人注意身体，别舍不得吃，别舍不得穿。”

“嗯。”

“我下个月再回来。”

母亲的眼睛红了，但她没有哭。她深吸了一口气，把那口气在胸腔里憋了几秒钟，然后慢慢地吐出来。吐出来的那口气在空气中散开，像一朵很小很小的云，在她面前停留了一瞬，然后消失了。

“去吧，”她说，“车要开了。”

翟尤转过身，走下楼梯。他没有回头，因为他知道，如果回头了，他就走不了了。他走到楼下，站在单元门口，抬起头，看着三楼的窗户。母亲站在窗口，手扶着窗框，正往下看。他们的目光在空气中相遇，没有语言，没有翻译，没有任何人替他们说什么。就是两只眼睛和另外两只眼睛，在空气中相遇。

翟尤挥了挥手，母亲也挥了挥手。然后他转过身，走了。

他走在小区的水泥路上，阳光很好，风很好，落叶很好。他走出了小区大门，走到了马路边，打了一辆车。车门关上的那一刻，他的眼泪终于掉了下来。不是那种无声的、克制的、怕被人看到的哭，而是那种痛快的、不管不顾的、像是一个人在黑暗中走了很久、终于看到了光、光太亮了、刺得眼睛疼、疼得眼泪自己往下掉的哭。他哭了一路，从小区到火车站，从火车站到列车上，从列车启动到列车驶出站台。他哭到眼泪干了，哭到眼睛肿了，哭到坐在他对面的大爷忍不住递了一张纸巾过来。

“小伙子，第一次离家？”大爷问。

翟尤接过纸巾，擦了擦脸，摇了摇头。

“不是第一次，”他说，“但每一次都一样。”

大爷看了他一眼，那种目光里有一种很老很老的、像是从很远的地方看过来的东西。他没有再问，转过身，看着窗外，窗外是田野，是山，是那些圆圆的、矮矮的、像巨兽一样蹲在地上的山包。翟尤也看着那些山包，想起小时候站在山顶上张开双臂、以为自己可以飞的样子。

他飞了。飞到了山的那一边，飞到了城市里，飞到了诊所里，飞到了三只猫的身边。但他知道，不管飞多远，总有一个地方，有一盏灯亮着，有一锅排骨在锅里炖着，有一个人坐在餐桌对面，看着他吃饭。

那个人在等他回去。

不管他什么时候回去，她都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