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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接着第三次，是术后第十六天。

伤口感染导致的败血症。

那天，安东尼在心里没忍住暗暗的骂，他觉得这孩子简直是被死神诅咒了，要不就是抽中了什么命运的“彩票”，那么低概率的并发症，到了她这儿，一波接一波没完没了——

那天晚上他刚睡着没多久，电话就响了。值班医生的声音很紧：“血压掉到70了。”

他没挂电话，直接从床上跳起来往外走。前几天抗生素停了之后，佐伊的白细胞的确有点往上走，伤口有一点红，安东尼调过其他方案，但是显然没见效。

进ICU的时候，佐伊的血压还在往下掉，高热来的突然，心率快到安东尼担心她原地颤了。去甲肾上腺素的泵在推，多巴酚丁胺也在推，但血压就是上不来。刚拔了几天的气管插管又重新插回去了，住院医用了80%的氧，才勉强抗住了她的血氧指标。

伤口周围的皮肤红肿得厉害，按下去有波动感——脓。

“扩创。”他说，“现在，叫外科来，床旁直接做。”

他站在床边，看着外科医生消毒，铺巾，麻醉，切开伤口，引流，清创。

脓液送检。然后他调去甲肾上腺素的剂量，一点一点调，看着血压慢慢往回走。

“这孩子一定得抗住。”他跟值班的主治说。“在这里吃那么多苦，等养好了回去，不知道家里得多宠。”

值班医生看他一眼，大概觉得这个新来的主任有点奇怪，没接话。那天晚上他在ICU待到凌晨两点，血压稳了才走。

走之前他站在床边，低头看着佐伊。清创后新贴的敷料盖着她大半个身子，面孔又躲到了呼吸机管路的后面，看起来整个人越发瘦小。安东尼在心里叹了口气，伸手帮她盖了盖毯子。

检验最后回报是耐药菌，安东尼再次调了抗生素，这一波感染终于平息了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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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次是术后第二十一天。

莫名其妙的心包积液。

那天晚上不是安东尼值班，他在宿舍里休息。他那操心的老妈子隔着几个小时的时差，完全不顾这是不是儿子的休息时间，打电话来问情况，絮絮叨叨的讨论着安东尼大学时期的女同学。他嗯嗯啊啊的应付着，不想多说话——他的个人边界总是被一个以关心未名的母亲侵占，这十几年来，他发过火，骂过人，也和母亲推心置腹得好好谈过，结果最后，发现自己和爸爸一样，爸爸用急诊室的工作来躲，自己用ICU的压力及出国工作来躲 。

这时候工作手机响了。值班医生：“佐伊血压不稳了，床旁心超看到心包积液较前增多明显，有压迫症状。”

他挂了私人手机就往外走，一转头，手机又震：“正在联系心外，看能不能过来做穿刺。”

安东尼说：“我也过来。”

从宿舍到ICU，正常走五分钟。他跑过去用了两分半。走廊里没人，只有他自己的脚步声和值班室方向隐约传来的监护仪滴滴声。他跑过护士站的时候，值夜班的护士抬头看了他一眼，没说话——这几周她们已经习惯了。这个新来的主任，一个月不到，拼命捞人的样子已经出了名。

凌晨两点半的ICU比白天安静。他进去的时候，佐伊的血压还在掉，75/40，心率140，呼吸被呼吸机带着，纯氧竭力维持，血氧也只有88。床边B超的屏幕上，心包腔里有一圈黑——积液。

心外的医生在路上了。他们又通了个电话。心外科医生无奈极了，“安东尼主任，实在等不及的话，你能做吗？楼下那个值班的小住总没干过这个。我过来至少四十分钟。”

他看了一眼监护仪，直觉让他断定孩子已经扛不住了，别说四十分钟，二十分钟都等不了。

“穿刺包拿来。”安东尼挂了电话，对护士说，“我轮急诊做过，有责任我担。”

护士愣了一下。

“穿刺包！”他重复。

安东尼做过的心包穿刺的不是很多，但也不至少有过十七八次独立操作的经验。他知道怎么做，知道什么位置进针最安全，知道扎进去以后看到什么算成功。

他看着B超屏幕，选了剑突下的入路。消毒，铺巾，麻醉。针尖进去的时候，他感觉到了那股阻力，然后是突破感。

回抽。淡黄色清澈液体，一共抽了140毫升。

心电监护上的波形稳了。血压开始回升。血氧从88慢慢升到93，94，96。

他抽完最后一管，犹豫了一下，留置了引流管，准备这两天看看情况再说。

半个多小时后，心外科医生到了，他站在门口愣了一下，走进来看了看监护仪，又看了看这个新来的重症主任。

“你做完了？”

“做了。”

心外医生没说话，走过去看了一眼B超屏幕，又看了看封管的情况，说了句抽的很好，点点头，就走了。

安东尼留在床边，看着监护仪上的数字。心率110，血压98/55，血氧97。

过了一会儿，他低头看了一眼佐伊的手。那只手很小，手腕上有留置针的敷料，手指无意识地蜷着。他想起手术前她问的那个问题：为什么多巴胺和肾上腺素有不同的适用情况。那时候，他不知道怎么回答一个七岁的孩子。现在也不知道。

他站了一会儿，从口袋里摸出手机，给查尔斯发了一条消息。

“心包积液，刚做完穿刺。情况稳定了。”

发完他把手机放回口袋，转身去写穿刺记录。

过了几分钟，手机震了一下。

他拿出来看。

查尔斯的回复：“谢谢，情况已了解。辛苦了。”

还是这句话。

不，确切地说，每次都是这句话。第一次抢救之后他发过去，收到这条回复，他盯着屏幕看了几秒钟，几乎不确定对方是不是在敷衍。第二次、第三次之后，他才意识到这位把他从新加坡挖来的大老板，寡言少语到这个程度——但每次都会回，每次都是这个短句，每次间隔不超过十分钟。

他把手机放回去，继续写记录。

窗外，伦敦的天还是黑的。不知道几点，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亮。

他写记录的时候，护士在旁边小声说：“这都第几次了？这孩子命真大。”

安东尼写完最后一个字，放下笔，看着窗外。

他与这个“很有价值的病例””还不太熟。不知道她的喜好，也不懂她的性格。但他知道她的心包积液抽出来是什么颜色，知道她的血压掉到多少的时候还能拉回来，知道她的心率在什么区间算危险，知道她每一次出事的精确时间。

这些他知道得很清楚。

窗外有一点灰白。不知道是路灯还是天亮。

他这次来伦敦快一个月了，去过最远的地方是医院三个街区外的那家Tesco，买了自己的冬季外套，补过两次牛奶，水果以及速溶咖啡。最熟悉的食物是B2食堂的咖喱炸鸡套餐和手术室食堂24小时都有的番茄意面配牛肉丸。喝的最多的饮料是病区走廊的咖啡机打的咖啡。当年读书的母校，距离现在的医院开车二十分钟，但他还没找到机会回去拜访。

手机又震了一下。他以为是其他工作通知。

拿出来看，还是查尔斯。

“今晚辛苦了。”

居然不是那个短句。安东尼愣了一下。他盯着屏幕看了几秒，没回复，把手机放回口袋。

窗外那点亮变得更亮了一点。可能是路灯灭了，可能是天真的要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