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忽然觉得有些可笑，他写了十多年的史，用了三百多万字，从三家分晋写到五代十国，把历朝历代的兴衰得失写得明明白白。

可后人该变法还是变法，该以钱计税还是以钱计税，该盘剥百姓还是盘剥百姓。他的书，到底有什么用？

他顿了顿，还想再问天幕几句，却忽然沉默了。

他想起自己和王安石争了一辈子，争的是对错，是是非，是国策。

他写《乞罢免役状》，逐条驳斥免役法；他写《与王介甫书》，劝王安石“改过”。

他以为自己是对的，王安石是错的，只要把王安石赶下台，天下就太平了。

可天幕上说，几百年后的人，走了同样的路，犯了同样的错。

那他们这些年争的那些，到底争出了什么？

他沉默地站在那里，像一棵枯了的老树。

“白银的大量流入，给大明带来了空前的繁荣。”

伴随天幕中雁非直播的声音，画面切换到明末的江南市镇。

丝绸店铺林立，商船往来如织，茶楼酒肆人声鼎沸。那是一种喧嚣的、热气腾腾的、充满生命力的繁荣。

“白银激活了中国的商品经济。江南的丝织业在明中期以后进入爆发式增长，仅苏州一府，织机便多达数万台，从业者数十万计。景德镇御窑厂常年为海内外烧制瓷器，民窑更是遍地开花，年产瓷器数以百万计……”

“福建的茶叶种植面积在万历年间扩张了数倍，武夷山区的茶农几乎家家以茶为业。商人阶层积累了大量财富，苏州、杭州、南京、广州都成了百万级人口的繁华都市。”

雁非停顿了一下。

“但这个繁荣，是有代价的。”

画面切换到农村。农民在田里劳作，弯腰插秧，挥汗如雨。

交税的时候，他们把粮食挑到集市上，换成一锭一锭的碎银子。那些碎银子在他们粗糙的手掌里，显得格外冰凉。

“一条鞭法把赋税固定为白银，农民的收支之间多了一道‘粮食—银子’的转换。丰年粮贱，灾年粮贵——明代米价在丰年可低至每石三四钱银子，灾年却能飙升至一两以上，相差三四倍。”

“这意味着，丰年农民要多卖三倍的粮才能凑够税银，灾年虽然只需卖半仓粮，但剩下的那点粮食连一家人的口粮都不够。无论丰歉，刀都割在最底层的人身上。”

“更重要的是，白银的供给掌握在别人手里。”

画面切换到波托西银矿，暗无天日的矿井里，印第安矿工佝偻着背，背着沉重的矿石篓子，在狭窄的巷道里爬行。他们的呼吸声粗重得像风箱，他们的眼睛里没有光。

“大明的白银，嘉靖以前多来自日本石见银山，每年流入约百万两；隆庆开海后，美洲白银经马尼拉大帆船源源不断涌入，万历年间每年流入量高达二三百万两。”

“这些白银的供应，不由大明朝廷说了算——日本银矿的枯荣、太平洋上的风暴、马尼拉海关的政策变动，任何一个环节出了差错，大明的货币供应便会骤然收紧。而这一切，远在万里之外的朝堂上，无人能掌控，甚至无人知晓。”

【唐】

长安西市，暮色将尽。

一个老商人坐在铺子里，面前摊着几匹已经泛黄的丝绸。

安史之乱前，他的丝绸生意好得很，西域的胡商排着队来订货，一匹丝绸能换三倍的金子。那时长安西市有“二百二十行，四面立邸，四方珍异，皆所积集”的盛况。

战乱一来，铺子被烧，伙计跑光，西域的商路也断了。

他好不容易重新开张，生意却大不如前，吐蕃占领河西走廊后，丝绸之路几乎断绝，西域的胡商再也来不了了。

天幕上讲大明商人“积累了大量财富”，苏州杭州成了“百万人口的繁华都市”，他的眼睛里忽然亮了一下。

旁边的小伙计问：“东家，咱们要是没打那场仗，是不是也能像大明那样？”

老商人沉默了一会儿。

“也许吧。”

他顿了顿，又说了一句：“可哪朝哪代，能永远不打仗呢？”

他的声音很轻，像一片落叶飘进水里，没有激起任何涟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