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岱夕，你人真好。弗朗也老给我买吃的，你可一定要跟弗朗结婚啊，这样就有两个人老给我买吃的了。”

岱夕微笑：“加比，你要是想聊天没空吃东西，可以把两欧元捐给其他需要的人。”

加比是个鬼灵精，见岱夕笑容不善，吐了吐舌头，赶紧窜去糕点店了。

岱夕舒了口气，问塞缪尔还要不要，塞缪尔摇了摇头。

两人坐着等加比时，塞缪尔冷不丁对岱夕说了句意想不到的话：

“要我说，不要太乐观了。”

“什么？”

“弗朗西斯科啊。”塞缪尔自镜片下看了一眼岱夕，又缓缓移开目光，“很多时候，我都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岱夕非常意外，停了一会儿才说：“你好像很了解他。”

“不算很了解。只是我认识弗朗比较早，会比其他人知道得多一些。”

“你怎么认识他的？”岱夕好奇地问道。

“我跟弗朗都在克拉拉·德·雷森德上学，”塞缪尔回想道，“我七年级刚进中学时就认识他了——当然，那时只是我单方面的。他比我高一级，在学校里非常有名，没人不知道他。”

“很有名？为什么出名？”岱夕一下子被勾起了兴趣，“总不会是因为他很会打架吧……”

“……当然不是！好吧，也不能说完全不是，但这不是他一开始出名的原因。”塞缪尔的表情看起来为解释这个复杂的问题有些头痛，“首先，我想请问一下，在你的想象中，克拉拉·德·雷森德是个怎么样的学校？看你这表情，是不是在想，‘几个成天蹲在街角没事找事的男生上的中学，水平能好到哪里去’？”

“……不好意思。”

岱夕汗颜——没想到塞缪尔不仅观察敏锐，说话也如此犀利直接。

她承认，自己脑袋里确实有冒出类似的想法，不过她只是猜测“恐怕不是什么好学校”，并没有塞缪尔口中那种蔑视的意思。

塞缪尔见她十分坦诚，反而神情变得更友好了，他露出了微笑，说：

“你会这么想也理所当然。可实际上，克拉拉·德·雷森德在整个葡萄牙的公立中学中都属顶尖，生源优渥，每年都有一大批毕业生被波尔图大学、里斯本大学录取。”

岱夕惊讶地眨了眨眼。这确实出乎她的意料。

“今天球场上，倒是有好些人是克拉拉·德·雷森德的，可你在小巷里见到的那群人里，只有弗朗和我在里面读书——别误会，我没有炫耀的意思。我会上克拉拉，纯粹是因为我爸在学校图书馆工作。相比之下，弗朗在这所学校读书就显得合情合理了。”

岱夕接话道：“是因为弗朗西斯科的父母都是医学权威？克鲁兹教授和里希特博士？”

这样高知家庭出身的孩子，上最好的中学不是理所当然？

塞缪尔闻言睁大了眼睛：“你连这都知道了？”

“今天我跟弗朗西斯科因为一些事去了健康中心，在那里我偶然听见的……”

“你们一起去健康中心？？发生什么事了？”

岱夕暧昧的解释果然迎来了塞缪尔怀疑的目光，岱夕只好三言两语把她助人反遇险，弗朗西斯科出手搭救的事说了一遍。

“果然，你这人，跟我猜的一样。”塞缪尔看着岱夕，叹了口气道。

“你猜什么了？”

“……没什么。”

塞缪尔没有进一步解释，而是继续了刚刚中学的话题。

经他解释，岱夕了解到，克拉拉中学不少学生都跟弗朗西斯科一样出自知识精英家庭，把孩子送进来读书，目标就是葡萄牙乃至整个欧洲最好的大学、最顶尖的专业。学校的学业要求之高，可想而知。

“然而，在这样一所中学里，弗朗出名却是因为他行事自由，不守规矩。比如翘课这种事，对弗朗来说都是家常便饭。他会翘掉讨厌的课去踢球，那时他最讨厌的课是自然科学，因此科学课翘得最多。”塞缪尔说着，分享了他入学后听说弗朗西斯科的第一件传闻。

某天，八年级的自然科学老师在走廊上同踢球回来的弗朗西斯科擦肩而过。

其实那天弗朗西斯科并没有翘课，科学老师却被他穿球衣的模样勾起了不甘的回忆，气上心头，当场大声质问：

“弗朗西斯科，你父母都是做神经医学研究的，你却科学课都不上，到时候连有丝分裂和减数分裂都分不清，不是让你父母丢人？”

一时间整个走廊说笑打闹的学生全都静止了。

弗朗西斯科站住脚步，回首一笑，转着手上的足球回道：

“您错怪我了，这点我还是分得清的，有丝分裂是体细胞的增殖，减数分裂则是生殖细胞的产生，没错吧？”

科学老师想当然，随口举了个学生总搞错的难点，没想到弗朗西斯科还真答上来了，还没想好要不要承认他答对，弗朗西斯科就继续说道：

“再说，学医的是我爸妈，我记不记得，他们都工资照领。美国总统林肯的父亲还是农民呢，难道您也要考考林肯萝卜叶和土豆叶的区别吗？”

说完他就转身走了，走廊上的其他目击者赶紧装作没瞧见尴尬的科学老师。

很快，弗朗西斯科当众怼老师的光辉事迹一传十，十传百，科学老师多了个绰号叫“萝卜叶老师”，刚入学的新生们也认识了学校里有这么一个风云人物。

塞缪尔说，即使不同年级，弗朗也是他们班热议的话题，午休经常意味着一个同学冲进班里大声宣传：“你们知不知道比我们高一年级那个弗朗西斯科，他又……”，然后所有人都跟着感叹唏嘘一阵真是胆大包天。

塞缪尔虽然默默坐在一边，每次都会竖起耳朵听得很仔细。他听下来，倒觉得弗朗西斯科并不是有意找茬，更像是有自己的一套判断标准，只做自己觉得有必要的事情，对于规则不拘一格甚至漠视。然而，这样的人在老师眼里必然只会成为“没有规矩”“无纪律性”“总惹事生非”的代名词。

岱夕听完，评价道：“很能理解，如果我是个老师，需要约束所有学生，我肯定也偏爱那些我怎么说他们怎么做，乖巧省事的。”

不过，说这话的岱夕自己从小也不是个省油的灯，断然去英国留学一事，她的“离经叛道”就可见一斑了。

岱夕想起自己读书的时候，班里那些“违纪”的学生，即便没有到被同学们排斥的地步，却也绝不会受到追捧。可这一规律在弗朗西斯科身上显然不适用，好奇之下，岱夕问塞缪尔：

“你刚刚说球场上很多你们中学的学生对吧，好像弗朗西斯科挺受他们欢迎的？”

塞缪尔点点头道：“没错，他在老师和同学那里的风评可以说是两极分化。他为人大方，球踢得好，在男生里很有人望；又长了这样一张脸，女孩们很爱谈论他。总的来说就是人缘非常好。”

他顿了顿，又补充道：“其实，老师们很头痛他，却也拿他没办法。因为弗朗很会把握分寸，比如翘科学课，他决不会翘到老师有理由给他打不及格分的地步。加上他非常聪明，做什么都做得好，考试成绩很漂亮，想批评他不行都没有依据，只会像那个科学老师一样，被他堵得无话可说，自取其辱。”

岱夕听完，深表叹服。

曾经的弗朗西斯科拥有这种形象，并不使她十分意外。反而她觉得这才是合理的，听说他出身优越，从小接受良好的教育，岱夕所疑惑的、弗朗西斯科身上的一切矛盾点都有了解释。

可是，弗朗西斯科明明现在也该过着这样的生活——轻轻松松，顺风顺水，赢得周围人的喜爱……现实究竟出现了什么偏差？

岱夕小心翼翼地问道：“弗朗西斯科家里……出什么事了吗？”

“是的。大概是近三年前，弗朗的母亲去世了。”塞缪尔眼睑垂下，“那以后，他就像变了个人。”

岱夕心一沉：果然。

“弗朗的母亲，克拉拉·里希特博士，是个德国学者，在波尔图大学的医学研究所工作，和弗朗的爸爸合作研究。她来我们中学演讲时我见过她一次，她是位很有气质的女士，有一双令人难忘的灰眼睛。”

经塞缪尔的解释，岱夕才明白：克拉拉·德·雷森德中学设有“家长讲堂日”，会邀请不同职业的优秀家长在讲堂给学生们演讲，分享他们的工作和人生经历，给学生增加阅历。

克拉拉·里希特的演讲深入浅出，非常有趣，回答学生提问时才思敏捷、冷静聪慧，给人印象深刻。加上她的名字又和中学名相同，这一天以后，所有人都记住了弗朗的母亲，都叫她“灰眼睛的克拉拉”。

“那时候弗朗十年级快读完了，里希特博士骤然离世，他家传出了许多风言风语，全都围绕着弗朗的父母，其中不乏非常离谱的。”

似乎接下来的话启齿有些艰难，塞缪尔停了停才继续说道，

“有的说克鲁兹夫妇因为研究分歧，不合已久，早已感情破裂；有的说为了给安东尼奥·克鲁兹争夺副院长位置，两人在研究结果中造假，论文获评的Bial医学奖应该收回；甚至有人说，弗朗母亲去世，是被安东尼奥·克鲁兹打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