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错，牙齿。

这个念头一旦清晰起来，就像舌头找到了口腔里那颗微微发涩的蛀牙，总忍不住要去探一探，碰一碰，提醒着它的存在。

谭欣坐在书桌前，身体微微后仰，舌尖无意识地扫过上排牙齿的内侧，感受着那些微小的、不够平滑的凹陷和边缘。关于这口牙的记忆，主要来自上辈子工作后，那几次不得不面对的经历。

大概是在羊城工作两三年后，有颗后槽牙开始间歇性地闹脾气，喝冷水会酸，咬硬物会疼。拖了一阵，实在受不了，才揣着刚办下来不久的医保卡，去了羊城一家三甲医院的口腔科。

检查结果不太美妙。最严重的就是那颗反复作怪的后槽牙，龋坏已经深入，伤到了牙髓。“只能做根管治疗了。”医生看着牙片，语气平静地宣判。谭欣还记得当时自己心里“咯噔”一下的感觉，虽然不懂具体操作，但“根管”这两个字听起来就透着股不妙的气息。

“那时的牙齿健康状况已经很差了，”他回忆着，“那颗牙中间龋了个大洞，像被虫蛀空的木头。最后医生尽力保住了一根主要的牙根，清创、消毒、填充，最后套上了一颗白色的人造牙冠。”整个过程去了好几次医院，因为要先把牙神经“杀死”，每一步都得等一段时间观察。每次躺在那个可以调整角度的治疗椅上，头顶是明晃晃的无影灯，耳边是钻头高速旋转时尖锐又沉闷的嗡鸣，嘴里是各种消毒药水苦涩冰凉的味道……那绝对算不上愉快的体验。

“虽然直接拔掉好像更简单痛快，”他心想，“但从医疗原则和个人的长远考虑，能保住自己的牙根，肯定是更好的选择。”真牙的感觉，是任何再好的假牙都无法完全替代的。

另外几颗情况稍好的龋齿，治疗起来就快得多。磨掉腐坏的部分，填上坚固的树脂材料，一次就诊就能搞定。颜色几乎和真牙无异，不仔细看根本发现不了。

也正是经过这番折腾，谭欣才真正开始把“口腔健康”当回事，认真刷牙，开始使用牙线，定期去检查。“小时候在东衡，总听长辈们半是调侃半是无奈地说‘牙疼不是病，疼起来要人命’。但后来，满街的牙科诊所和公交站牌上铺天盖地的种植牙广告，都在无声地宣告：这不仅是病，还是一门不小的生意。”他有点自嘲地想。

“说起来，我这口牙的问题，也不仅仅是因为小时候没好好刷牙，”他试图更客观地分析，“可能也跟老一辈人没有太科学的护牙观念有关？比如小时候换牙，爷爷总说上牙要扔床底，下牙要扔屋顶，牙才会长得整齐……这显然没什么科学依据。或许，还有一点点家族性的原因？”他想起父亲和奶奶的牙齿也一直不太好，但那个年代的人，多半是硬扛着，或者用些土法子，很少会专门为此去医院。

做完根管、戴上牙冠后，那颗牙齿安分守己了好几年，没再闹过毛病，这也让谭欣对那位手法利落的主治医生产生了极大的信任。后来，促使他再次走进牙科诊室的，是另一个更关乎“门面”的原因——牙齿排列不够整齐。有几颗牙稍微有点拥挤、外凸。

于是，在根管治疗完成大约一两年后，他再次咨询了那位主治医生。医生检查后，建议他如果对牙齿排列有更高要求，可以考虑正畸，并帮他转诊到了同一家医院的正畸专科。

“没错，上网查了很多资料，也咨询了专业医生之后，我得到了明确的答复：成年人正畸并不晚，只是疗程会相对较长，大概要2年左右，比青少年治疗周期长差不多一倍的样子。”他记得那位戴眼镜的年轻正畸医生很耐心地给他解释，还给他看了类似案例的对比图。

具体的治疗方案摆在面前时，选择似乎很多，又似乎很少。

谭欣清晰地记得，关于牙套材质的选择——是传统的金属托槽，还是更美观的隐形牙套——那位正畸医生很明确地告诉他：“最终达到的矫正效果是一样的，治疗周期也差不多。”

“区别只在于，”医生补充道，语气很实在，“隐形牙套对需要经常面对客户、注重社交形象的职场人士会更友好。毕竟，如果开会或者见客户时，一张嘴就露出满口金属，对方的注意力很容易被带走。” 谭欣当时就想象了一下那画面，觉得医生说得在理。更何况，对他自己而言，隐形牙套的舒适度理论上也会稍好一些，边缘更光滑，不易刮伤口腔黏膜。

“至于牙套是选国产还是进口品牌，”医生顿了顿，露出一个“你懂的”表情，“这就主要取决于个人预算了。当然，从产品说明和普遍反馈来看，进口的在舒适度和精细度上‘通常’更有优势一些。” 谭欣听出了话里的潜台词：一分钱一分货，但也看实际需求和经济能力。

作为一个“过来人”，谭欣现在回想起来，还有点忍不住想吐槽：“可别以为戴上隐形牙套就能随心所欲！该摘下来吃饭的时候照样得摘，食物残渣该塞进牙缝的也一点不会少！在保持口腔清洁这点上，和传统钢牙套并没本质区别，都得多费一份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