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1920-1924）

中华民国九年（北洋政府）-中华民国十三年（北洋政府）

大正九年-大正十三年

东门菜市口放着两个头颅，稚气的头颅十岁，沧桑的头颅七十岁。他们的眼睛被剜去了，牙也被打掉了，在那血肉模糊的黑色洞孔中，有尚且残留的恐慌，哀求，然而更多的还是麻木。

1920年十一月，惨淡清冷的冬天，辽东半岛已然早早入冬。寒风带着冰碴子吹过渤海，吹过威海卫，吹到旅顺。这座昔日的北洋水师重镇曾由李鸿章耗时十六年、耗资数千万建成，船坞、炮台、军储的实力为北洋军之首，被世人称为“远东第一军港”。“海水一泓烟九点，壮哉此地实天险。炮台屹立如虎阚，红衣大将威望俨”，黄遵宪曾作此诗盛赞其险要。这首诗骄傲，但后来却讽刺——1894年十一月，日本攻占旅顺港，对城内进行了所谓的“大清洗”。

“天黑了，一切还在继续进行着。枪声、呼喊声、尖叫声和呻吟声，到处回荡。街道上呈现出一幅可怕的景象：地上浸透了血水，遍地躺卧着肢体残缺的尸体；有些小胡同，简直被死尸堵住了。死者大都是城里人。”

有些西方人的书只言片语记录了二十六年前发生的事，但这远远不够。多么悲哀，两万人的恐慌，两万人的哀求，两万人的麻木，就被写成了这几句话供人赏阅二十六年后，这两万人的悲哀又一次被凝结在了两个人身上——那两个头颅，那几个血淋淋的黑洞。

大约是前几夜，一个黑漆漆的夜。不知怎的，好几个日本士兵破门而入，指着炕上的七旬老汉和另一个孩子说“他们包藏贼人乱党”，之后就不由分说地拖了出去。狗在叫，鸡在叫，人在叫，但是周围几处住户都没胆子亮灯。人拖出去，房子就被烧了，接着就是拖到菜市口审问。老汉和小孩都被捆在老虎板凳上，对面是士兵。士兵呲牙裂嘴，一遍遍用带着口音的汉语问“你滴，到底有没有贼人”，而老汉一遍遍说他和小孙子什么都不知道。士兵又说老汉的儿子是贼人，老汉说他儿子已经死了，他什么都不知道。

“今天给大家看看，这就是不忠心，不善良的下场。今天就是杀鸡儆猴。”

翻译官来了，他是中国人，汉语自然是说得好的。在简要地宣告了那几项“莫须有”的罪名后，几个士兵拿着刀和小钢锤走了过来，说要用刑逼供。那时候老汉和孩子的腿骨已经因为老虎板凳脱臼了，而他们两个也被折磨得昏死过去。为了让他们“清醒”，士兵们用小钢锤一个个敲掉了他们的牙齿，然后又用刀一下下剜掉了他们的眼睛。最后人确实死了，他们用刀斩下了一老一少的头颅，放在了东门菜市场。

这就是“不忠心”，“不善良”的下场。这是两个人的故事，也是两万人的故事。这两个人本来应该像二十六年前的那两万人一样被遗忘，但是他们却被另外两个人记住了。

1920年十一月，奉张作霖之令，王参议同东三省巡阅使署卫队旅旅长郭松龄前往旅顺与日方驻旅顺港外事交涉军火购买一事。那时候离直奉二军已经有了些矛盾爆发的意思，火药引子已经燃上眉头。考虑到这“虎贼”的舆论和出身，张作霖本是不想用他的，但迫于日方压力，张作霖只得任王参议与日方交涉周旋，并负责奉军赞划军务。

郭松龄是张作霖的老部下，两人都是奉天老乡。他早在1910年就加入新军同盟会，是同盟会早期成员之一，后来又参与各方起义，追随国父孙□□命，也可谓是军队的老炮儿。相比之下，王参议岁数比郭松龄轻很多，又是“日本派过来的亲儿子”，所以郭松龄一开始是不待见王参议的，对今日同日方交涉军火之共事也格外不满。然而军令不可违，不满归不满，郭松龄还是得和王参议坐着火车去旅顺。

“今晚会见的山下佽，可是你的养父？”

“是，这也是大帅坚持要我前来的理由。”

“你这参议官职能活动的地方很大，连步高升，怕是颇有一番运筹帷幄的手段，再加上又善于与那日本人打交道，所以诚得大帅心意。如今一来，我也得谦让几分称你为虎参议了。二十一岁，好生年轻有为啊！”

“不敢，郭旅长，王某一无名小卒，年纪又轻，怕是不能兼此大名。郭旅长能给予指教的，王某怕是数都数不过来。”

“我怎敢指教你？你也知我是一粗鲁武人，我这人，除了在讲武堂当教官外，就是摸索着清土匪。等着匪徒打的大抵差不多干净了才升成同你一般的军官。虎参议，你初来奉军里头是做什么的？”

蒸汽喷出来，火车在铁轨上咔啦啦响。车厢里王参议看窗外若有所思，而郭松龄意味深长瞥了王参议一眼，话里话外全是刺。王参议脑瓜子机灵，他知道得在郭松龄面前缩点头。

“郭旅长说笑了，我哪能和郭旅长做对手？我刚来能做什么大事，其实就是驯土匪。”

“土匪，难道不是专门挑了精兵良将叫你带？”

“太高看我了，就是土匪嘛。”

一路上郭松龄针锋相对，话里行间含沙射影，但这王参议就是从容不迫，见招拆招。他知道在这奉军做事就得“土”，就得“接地气”，所以就嘻嘻哈哈讲自己一开始在雪原里带那些收编土匪的事——然而他也没撒谎，他最初来确实是带了一阵子土匪，只是他把训土匪的时间说得长了些。

“那你做的还真不是什么大事。”

“可不嘛，我一个小王参议，能有啥能耐？您不必提防我。”

转眼的功夫火车就到站了，二人一路遵悉礼数，也未曾交心，尽说些客套话。王参议想找个借口摆脱郭松龄的诘难，遂说天气清爽，现在又飘些小雪，想走几步清醒下。王参议叫来一黄包车车夫，吩咐其将郭松龄拉到日本人开的“九州大酒店”，又给了车夫些许小费，嘱咐将二人行李一并送到酒店正数第二口的前台。在目送郭松龄离去后，王参议看着街边邮局的橱窗松了一口气。

“这郭鬼子，尽找我麻烦，但我来路不清不明，也确实也不怪他——奉天看不惯我的多了去了。”

“郭鬼子”是郭松龄的外号。他这人身形高大，穿着朴素简朴，平时都穿一套俄国人的那种布军服，然而当时奉军将领都是穿的质地很好的呢军服。郭松龄长得像高个子俄国人，穿得也像，所以就得了这个诨号。

王参议心里嘀咕，但又想着“郭鬼子”发笑。他原地嗤嗤笑了好一会，最后走进邮局去问那寄信的窗口。

“可否能寄信去东京？xx町xx目，等等，我零钱不够。”

王参议犯难，一个七旬的老人带着一个约十岁的孩子进来寄信，两人明显是住在旅顺的日侨。这一老一少举止得体，而老人尤为热心，用日语交谈几句后就帮王生垫付了缺的零钱。

“真是好心人啊。”

王参议买了一张明信片，这孩子突然看到了花花绿绿的明信片也吵着要买，还说“要给好朋友画最近新学的大老虎看”。这番场面让王参议一时间想到了好些童年往事。他想自己本是学过好几年画，但硬是没学会。

“唉，我这笨学生，先生都白请了。”

王参议在明信片上简要写了些“近日一切安好，望你也珍重”之类的话，最后歪歪扭扭画了一只老虎，还打了个风俗小报上有的那种漫画框，里面写了句“嗷呜”。画完明信片后王参议心情好多了，而后他走出邮局，摆脱懊丧的心情振作兴致阔步向前，恰好走到了东门菜市场。见人群骚动，王参议颇为好奇，凑上前去，看到一老一少跪在台前。

“今天给大家看看，这就是不忠心，不善良的下场。今天就是杀鸡儆猴。”

还未等翻译官话语落罢，两个浸满着血污的人头便滚滚落地，两具躯体随即瘫软了下来倒在血泊里。在那血泊中，那小孩子的嘴好像还在一张一合，那老人的眼里好像还在流泪。然而，在那人群中，王参议又看到了刚才邮局里碰到的那一老一少。

“杀！杀！杀！”

在那一瞬间，王参议突然意识到刚才老人那么热心，可能是因为他刚才于邮局讲了日语，所以被归为了和他们一样的“人”。他们是好心的人，是礼貌的人，是得体的人，但他们又是“无所谓”的冷漠观众。作为站在台下的观众，他们在人群里观望着这两个台上与他们不相关的“表演者”，带着好奇，带着诧异——

他们喊着“杀杀杀”，只因为台上是中国人。为什么会这样，台上和台下的，不都是人吗？既然都是人，那不该拥有同样重量的生命吗？他们为什么会有区别，是因为语言吗，是因为国籍吗，是因为文化认知吗，还是就单纯因为那征服者和被征服者的身份？

这场面令王参议看得颤抖，他问周遭这是怎么一回事，有人模糊地说了“山下佽”这个名字，还大致提了什么“包庇逃窜的乱党贼子”，现在正在四处“搜人抓人”。

“这岂不是滑稽可笑，那弱小的一老一少，哪里是什么乱党贼子？”

“哎呀，小伙子，你可小点声！这东洋大人来，说什么就是什么。他们说我们不善良，不忠诚，就可以让我们死，你这可不敢乱说的！”

“他们只是中国的老百姓——”

“正因为是中华的民，才能随意糟践啊。”

“中华的民还要多善良，多忠诚？‘忠诚’了这么多年，‘善良’了这么多年，换来了什么？换来的就是这个活法吗？”

鉴于自己的身份，王参议当时硬生生把话都咽了下去，但是他似乎始终过不了内心的盘问：中华的民，还要多善良，多忠诚？中华的民好像做什么都是轻贱，肮脏，龌龊，所以到底还要多善良，多忠诚？回到酒店下榻的地方，王参议冲进洗手间，他打开水龙头，拼命把冷水泼在自己脸上，但却冷却不了内心的撕裂感。他颤抖着，看着镜子——他看到了一只怒发冲冠，鲜红着眼睛的虎。虎的每一根汗毛都在竖立，瞳孔俨然藏不住怒火中烧……记忆蜂拥而来，他又想到了许多年前和自己生父肃亲王的对峙：

“中国的民就是轻贱！就是苦！就是血汗泪！”

精巧的水龙头依旧流淌着冰冷的水。这精巧的水龙头修建于这精巧的酒店，而那些外来的“观众”修建了这“精巧”。大抵在二十多年前，日方就极尽奢华筹建了这“九州大酒店”，专门用来招待“尊贵的外宾”。在入住之前，所有外宾的行李都要被送到指定的前台，随后日方的情报人员会把行李例行检查一遍，从文件到枪支，无一例外，其目的是希望得到这些“外宾”的“善良”，“忠诚”，尤其是中国的官，中国的民。

中国的民，中华的民，这么多年了，一切都没有变。不知过了多久，门外响起扣门声，王参议打开门，看见了郭松龄。

“马上就要去赴鸿门宴了，你怎么才洗完冷水澡？”